美联储重大鸽派转向！鲍威尔暗示即将降息：“是时候调整政策了”

08-23

他明确指出，降息是未来的政策方向，理由是越来越有信心通胀持续降至2%目标，同时美联储不寻求也不欢迎就业市场继续降温。他称，通胀的上行风险已经减弱，就业的下行风险有所增加，“政策方向已经明确，降息时机和节奏将取决于后续数据、前景变化和风险平衡。”

8月23日周五美东上午10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重磅发声。

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颇为明确地直言：“政策调整的时机已经到来。政策方向已经明确，降息时机和节奏将取决于后续数据、前景变化和风险平衡。”

有分析称，虽然鲍威尔坐实了市场对9月开启降息的广泛预期，这篇讲话也“偏鸽派”，在短期内为金融市场提供了一定清晰度，但并没有提供多少美联储9月会议之后将如何行动的线索。

比如若再有一份负面就业报告，是否会大幅降息50个基点，以及未来几个月是否持续降息。不过，鲍威尔的发言至少证实了美联储过去两年与通胀的斗争即将迎来关键转折点。

鲍威尔念完了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可能的问答环节没有再现场直播，掉期交易员对2024年底前降息总量的预测保持不变在约为98个基点。9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也保持稳定。

在市场反应中，美股指数涨幅不断扩大，开盘一小时，标普500大盘已涨超1%，道指一度涨400点，科技股居多的纳指和对经济周期更敏感的罗素小盘股领跑，分别涨1.5%和2%。美股地区银行指数涨5%创八个月最大涨幅，，美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则短线跳水，均与和交易“美联储降息在即”的逻辑有关。

鲍威尔称越来越有信心通胀持续降至目标，明确指出降息是未来的政策方向

鲍威尔参加的经济研讨会题为“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传导”，他的讲稿不仅回顾了疫情后美联储“就业和物价”两大使命之间平衡的转变，点明未来政策方向应如何调整，还试图厘清为何在通胀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失业率还可以保持低位。

他首先指出美联储“保持价格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这两大任务面临的风险平衡已经改变，并更强调在通胀持续回落至2%目标的现阶段，令劳动力市场持稳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爆发四年半后，疫情导致的最严重经济扭曲正在消退。通货膨胀大幅下降，劳动力市场不再过热，现在的条件比疫情前宽松。供应限制已经正常化。

我们的目标是恢复价格稳定，同时保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避免在通胀预期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出现早期通紧时期失业率急剧上升的情况。”

在谈及通胀时，鲍威尔赞扬通胀降温的进展，称“在今年早些时候暂停之后，我们又开始朝着2%的目标迈进。我越来越有信心，通胀率将可持续地回到2%的水平。”

他认为，这主要是紧缩性货币政策帮助恢复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缓解了通胀压力，确保通胀预期保持稳定，令“通胀现在更接近我们的目标，过去12个月价格上涨了2.5%。”

评价就业市场时，他断言“如今，劳动力市场已从之前的过热状态大幅降温，劳动力市场似乎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成为通胀压力上升的根源。我们不寻求也不欢迎劳动力市场状况进一步降温。”

具体来说，美国非农失业率从一年多前开始上升，目前为4.3%，虽然按历史标准来看仍然很低，但几乎比2023年初高出整整一个百分点，大部分失业率抬头发生在过去六个月。

但鲍威尔试图捍卫当前美国经济状况的稳健（solid）属性，称：

“到目前为止，失业率上升并不是裁员人数增加的结果，后者在经济低迷时期很常见。相反，失业率上升主要反映了工人供应的大幅增加和之前疯狂招聘速度的放缓。

即便如此，劳动力市场状况的降温也是显而易见的。就业增长保持稳健（solid），但今年有所放缓。职位空缺有所下降，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的比例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名义工资增长放缓。总体而言，劳动力市场状况目前没有像2019年疫情爆发前那么紧张，当时的通胀率不足2%。

总体而言，经济继续稳步增长（solid）。但通胀和劳动力市场数据显示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通胀的上行风险已经减弱，就业的下行风险则有所增加。美联储关注双重使命各自所面临的风险。”

鲍威尔继而表态称，美联储“将竭尽全力支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同时进一步实现价格稳定”，并明确指出降息是未来的政策方向：

“通过适当减少政策限制，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经济将恢复到2%的通胀率，同时保持强劲的劳动力市场。我们目前的政策利率水平提供了充足空间来应对可能面临的任何风险，包括劳动力市场状况进一步恶化的风险。”

鲍威尔：过热且暂时扭曲的需求与受限供应之间的碰撞消失缓解了通胀，不需要经济走弱

在讲稿的第二部分，鲍威尔用了更长的篇幅来讨论新冠疫情前后通胀的涨跌情况，并探讨为何在失业率保持低位的情况下通胀却能大幅下降，似乎在继续描绘美国经济将罕见实现“软着陆”。

不过有分析称，在新冠疫情期间，美联储未能及时加息以应对通胀飙升，鲍威尔的言论凸显出，在物价增长放缓的当下，美联储官员希望避免再次犯下政策错误。他们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美联储能否实现所谓的“软着陆”，即在不让经济陷入衰退的情况下抑制通胀飙升。

鲍威尔称，新冠疫情的爆发迅速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在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但短暂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从2020年中期起再次增长，国会也提供大量额外的财政支持。这导致2021年上半年的支出强劲复苏，但模式有所改变，即消费者对商品的支出历史性激增，服务支出受抑。

同时，疫情还严重破坏了供应状况，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就有800万人退出劳动力市场，2021年初的劳动力规模仍比疫情前低了400万人，直到2023年中期才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2021年3月和4月，通货膨胀也在汽车等短缺商品中显现并大幅飙升。

但美联储、大多数主流分析师和发达经济体央行大多认为通胀突然上升是暂时的，只要通胀预期保持良好锚定，不需要动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很快就会过去的通胀上行，“当时人们普遍预期，供应状况将相当快地改善，需求的快速复苏将顺其自然，需求将从商品转向服务，从而降低通胀。”

不过从2021年10月开始，通胀数据与上述假设背道而驰，通胀上升并从商品扩展到服务。为保持通胀预期的良好稳定，必须强有力的政策应对，美联储2022年3月开始激进加息，而在2022年初，总体通胀率超过6%，核心通胀率超过5%，俄乌冲突和疫情复燃又带来新的供给冲击。

鲍威尔称，当时的高通胀率是一种全球现象，反映了人们的共同经历：商品需求快速增长、供应链紧张、劳动力市场紧张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美国通胀率在2022年6月达到了7.1%的峰值，同期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极其严重，不过就业人数比2021年中期增加了650多万。

因此，美联储当时把抗击通胀作为重中之重，快速加息，在2022年加息425个基点、2023年加息100个基点，2023年7月以来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二十多年来的高位水平，令通胀较两年前的峰值下降了4.5个百分点，且期内的失业率依旧较低，这在历史上颇为罕见。

鲍威尔认为，疫情导致的供需扭曲，以及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的严重冲击，是高通胀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些因素的逆转是通胀下降的关键组成，尽管上述因素的消退用时比预期要长得多：

“我们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促使总需求趋于缓和，再加上总供给的改善，降低了通胀压力，同时使经济增长继续保持健康的速度。

随着劳动力需求趋于缓和，高企的职位空缺与失业人数之比已恢复正常，主要是通过职位空缺率的下降来实现，没有出现大规模和破坏性的裁员，使劳动力市场不再成为通胀压力的来源。”

因此，他认为新冠疫情时期通胀上升的大部分原因，都可归因于“过热且暂时扭曲的需求与受限”供应之间非同寻常的碰撞”。当这个碰撞消失，且在央行有力行动的推动下令通胀预期锚定，就可以在“不需要经济出现闲置（slack）的情况下促进通胀降温”。

最后，鲍威尔在结语中称，美联储致力于每五年通过一次全面的公开审查来对其原则做出适当调整。当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这一进程时，将对批评和新想法持开放态度，同时保持其框架的优势：

“我们知识的局限性——在疫情期间显而易见——要求我们保持谦逊和质疑精神，专注于从过去吸取教训并灵活地将其应用于当前的挑战。”